时间：2023-01-27 10:52:16
1988年至1995年，考古工作者对甘肃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进行了6次挖掘工作，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汉文、回鹘文、藏文、西夏文等残文。 针对这些文件，敦煌研究院委托有关学者进行了整理和初步研究。 2000年，作为北区石窟考古报告的第一卷，彭金章、王建军主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图版99揭示了在B64窟出土的汉文刻本残片(同年荣新江先生撰写此书书评时，首先是记载在该残片上的文字2004年考古报告第2卷出版，收藏的B137窟出土汉文刻本残片中，还有11枚《资治通鉴》残页(编号B137:1-11 )，其中B137:4-2和B64:l残片合二为一这些表明B64:1来自B137窟的碎片应该是某个版本的遗存，如果能在那个时代确定版本，将有助于《梁纪十七》自身版本源流乃至雕版印刷的研究。 根据荣新江老师的建议，笔者初步试释、研究，现报道如下。 敬请各位指正。
片段概要及初步比对
本文论述的《资治通鉴》碎片出土于北区崖面第三层的B137窟，该窟仍有木印、锥、鹈鹕文献。 1l片片段编号和大小分别为： B137:4-l，残宽12.3cm，残馀11.5cm； B137:4-2，余额10.8am，余额9.9cm； B137:4-3，余额13.7cm，余额12.4cm； B137:4-4，余额8.Ocm，余额5.2cm； B137:4-5，余额13.2cm，余额11.4cm； B137:4-6，余额15.5cm，余额12.2cm； B137:4-7，余额12.5cm，余额12.2cm； B137:4-8，余额13.Ocm，余额10.5cm； B137:4-9，余额11.3cm，余额12.5cm； B137:4-10，余额12.8cm，余额18.5cm； B137:4-11，余额12.6cm，余额12.Ocm。 据考古报道，纸为泛黄的白麻纸，纤维不均，有横帘图案，纸薄而软，文字为木刻本。 左、下、右单框。 字里行间有细墨线，字里行间1.1-1.2cm，为《资治通鉴》卷161、162 《资治通鉴》十七、十八武帝太清二年( 548 )、太清三年。 据以下报告，图版试图推测该《资治通鉴》刻本的版型特征和时代、地域。
从图版上看，片段2最右下方的“遣”字右侧有两段栅栏线，只是里面细外面粗。 其他片段4，右边的“不然”字为右，片段6的“彦欢的族弟也”行为右，全部显示为两段栏线。 片段8和10最左边一行字为左，双栏线条也很清晰，此刻本应为左右双栏(双边)，报告概要不准确。
11张都是残纸，但其记载内容见于《资治通鉴》，从报告所附的所有记录来看，其文字与中华标点本《梁纪》几乎没有区别，只有第一行的“癸”，而中华书为“乙” (章钰校记：十二行《乙》为《癸》，乙十一行书，保存的文字均为正文，无胡三省音注。 这本刻本是没有胡注的《资治通鉴》版。 根据《通鉴梁纪》原文内容，以能够补缺字、复原残片的刻本的行格式，以残片3为例(图1a )。 其下，右已触及书版边栏，留有最左一行，但该行看似右诸行大字不整齐，右一行“城状如”对应部分，无明显字迹痕迹，右一行“如而”对应二此行极有可能有版心，此字在版心之下，一般按宋元之降的版刻格式，应为刻工名。 笔者根据挖掘报告的记录文，补充缺失部分，记录文如下(斜体者为基于《通鉴》内容的补字)。
1告南兖州刺史角康王会理十二其会理使问帅步骑
即使进行了两千人夜袭正表大破的正表，钟也会离开收集其兵粮回去
3会理援助癸已侍奉都宫尚书羊菅卒城益
4怕侯景的大造攻击工具陈在阙前的大车高1两20轮
(丁酉复攻城用癞蛤蟆车运土给湘东王送世子
六方筝骑着一万援建康圆子派遣公安，又派遣实陵
7太守王僧辩将舟师万人出固汉川载粮东下他有
8俊才善骑马射杀了各战的亲犯矢石，以死节就任壬寅侯景
9汽车火焰台城东南楼材官吴景同巧思城内构造地为
十楼的火终于熄灭了新大楼，很快小偷以为神景用火把人潜进了
11穿下城乃觉吴景在城内筑迂城状
水“而”字左有残字，如“登”
从录文和推算，可以直观地看出这本刻本的行格为半叶11行，行21字。 片断5 (图2a )，从文字上看，是卷161 《通鉴》的结尾，有字的最左边一行距离叶边栏还有两行，很可能像《资治通鉴卷什么》那样用于写各卷末的尾题，但遗憾的是还留有上部
据报道，该片段为白麻纸，有横幅图案。 这是宋代和元代前期印刷的书籍中常用的纸张品种。 从字体看，字迹浑厚饱满； 在脸型上，与南宋中期建阳黄善夫家塾的刻本《通鉴》字风相似，但不是方尖碑，南宋绍兴二年至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通鉴》 (以下简称“绍兴本”)的欧字是指从布局上看，左右双边在宋元建本中也很常见。 挖掘者以B137洞穴的使用下限为元代，也应作为该洞穴发出文件的下限。
参考以上分析，初步判断北区石窟出土的《梁纪十七》碎片为宋元时期大字建本，左右两段组，前半11行，行21字。 下一个工作是将残片与存世相同行金形式的元音注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刻版进行比较。 目前最容易看到的号码是《宋刻》的11行本《资治通鉴》，上海涵芬楼影印《资治通鉴》本《通鉴》。 笔者翻阅其卷161、162的相关网页，发现它与这11张残片的版型惊人地相似。
例如，片断1，《通鉴》册从右向左缺在第五行最下面的“夹击之子一”五字右边的栏外。 或者说，不清楚。 第五行之下，“而死”二字右栏不清，“子四子五”四字左栏不清。 (图版25b )。 仔细审查片段时(图版25a )，实际上与此相同。 类似的细节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 (图3a和图3b )。 残片3、如上推测为刻工姓名的“登”字，同在《四部丛刊》册(图1b )、《资治通鉴》册版心上书写此页字数，两鱼尾之间记为“通鉴一百六十一”，版心下通过这一对比，我们可以相信初步判断的正确性，也可以预测北区石窟残片的试订单，将推动宋元《四部丛刊》版的研究。 残片与《四部丛刊》主体式相同，所以我们先把问题简化为弄清《丛刊》册《资治通鉴》的底本及其性质、年代。
二涵芬本至《四部丛刊》瓶《四部丛刊》
1927-1928年，由张元济主持，上海商务印书馆以涵芬楼和国内外公私收藏的善本为母本，影印出版了《通鉴》初编。 其中《四部丛刊》这本书的底本，自然认为是张元济所藏、摆在涵芬楼的《宋本》《通鉴》册《四部丛刊》扉页图记：《上海涵芬楼影印宋刊本》。 原书版匡高做尺六寸五分，宽四寸三分。 ”@实际负责影印工作底本采集的副主编孙毓修著有《资治通鉴》，其中有《通鉴》一书，以上海涵楼藏宋刊294卷明确指出是底本。
《涵芬本》是张元济于1918年前后从广东孔购买的，后经家藏《双鉴》(宋刻百袍本和元胡三省音注本)傅增湘调查。 傅记概况，共294卷、12C卷，其中缺卷139-140、214-216、265-267，清抄本，前半部11行，行21字，白口，左右两绞，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刊工姓名，阴叶绞钤上有“张乔之印”、“克庵”、“鲁文弨”、“岳雪楼印”(张元济表记为“岳雪楼主人”)、“见过泰峰”等印章。 光绪年间有跋文，称之为元本。 章钰邀请傅氏共读《四部丛刊》，看过《涵芬书》，据记载还有《汪士钟印》。 张元济还记有《武陵季子》、《怀济》、《口昭望》的私印，其墨色无不肖宋刻，为宁宗所避讳
1932年“一二八”事件中，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被日军炮火摧毁。 幸运的是，“六百多种孤独珍贵的书籍被存放在金城银行的保管箱里，幸免于难。 希世珍还在人世”，涵芬楼藏《通鉴》就在其中。 据张元济《四部丛刊书录》，1951年，这本书仍属于商务印书馆。 两年后，张元济以商务印书馆理事会的名义，将涵芬楼珍本500余种5000余册和东方图书馆40万册普通图书(部分留作编辑部用)全部捐赠给国家，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收藏@。 涵本《资治通鉴》也在其中，号码是7372。 从北图1959年制作的八卷本《通鉴》开始，&； #039； 7372、宋刻本配清抄，可看一百二十本书著录。 ”
文案《资治通鉴》的底本——含芬楼藏《涵芬楼烬余书录》的情况如此明显，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再讨论了。 实际上，有两个值得再思考的问题。
第一，《通鉴》的底本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孙毓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给出了一个细节。 涵芬本“首尾俱备”，乃“间有阙叶，伪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宋本补”。 作为铁琴铜剑楼旧藏的《瞿氏本》，现为国图收藏，编号6740，也是大字建本。 行的格式、字体、人耳等都与涵芬书相似。 而且，根据钤印的情况推测，该院原收藏于虞山钱谦益(牧斋)绚云楼，后来为该县瞿氏辗转。 此外，张(元济)瞿珩是同乡，因两家关系较近，借瞿氏书补涵芬本阙叶。
《四部丛刊》本《资治通鉴》的底本只有《四部丛刊》说明的两种吗？ 由于在此之前刊登了御序，最终登载了总目、进书表、诏书、元佑元年杭州揭版时的标题名、绍兴二年绍兴府余姚县重刊时的标题名、校勘监控人的标题名，我以为还有绍兴书，其行款( 12行24字)的格式为077 国家图书馆史睿老师认为《四部丛刊书录》册《四部丛刊》册的底本是百衲本，要根据各卷情况仔细分析其版本，并注意商务编书的描写。 这里只关注与北区石窟碎片有关的缠绕。 涵芬本(国图7372号)存卷161、162卷，笔者将残片与《通鉴》卷两卷进行胶片比对，发现三者相似度非常高。
第二，涵芬书名为《宋本》，其版本年代相当值得质疑。 《书录》影印当时记载为宋刻，实际上早有异议。 如前所述，傅增湘发现涵芬本有光绪年间的跋，称之为本金。 张元济1918年购买涵芬书后不久，就怀疑是不是宋刻本。 他发现新得到的笔记是宋讳还是不回避，有时回避不是宋讳的东西，有时用笔补充不是宋讳的东西。 “既有出入，又有错认如宋本者，此书已有人修正”、“二百五十八卷末卷第一行后有凿字，至元二字……而数卷末卷末卷第一行后亦有被凿痕这个版本是保留在原来的时尚中，还是不想留下前朝的禁忌，就要抹去它的痕迹？”据初步推断，这是在宋版的基础上修补的。
后来与傅增湘交换了百衲本和涵芬本的真象，将两者进行比较，认为“敝社新得的书与所谓的建本相同”，但尺寸与百衲本(即百衲本第六种)不一致，“细细比较，彼此的笔画也有不同之处我实在搞不懂，”傅增湘收到张元济寄来的四本新购《四部丛刊》后，说：“试验了那本行格板式，正好和余藏百袍本《四部丛刊》的最佳大字本一样。”“板式稍高，左拧章钰利用校订之机，详细修正了涵芬本文字与百衲本六的异同，列举了百衲本与涵芬本不同的几个例子。 涵本与宋百袍本在文字、笔迹、大小、避讳、书耳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 因此，1951年张元济为涵芬十一行本《通鉴》撰写解题时，决定原时重修印本。
南宋中期的建本在元代经历了间谍时代的刻本，突出表现在史部，尾崎康关注南宋中期的建安十史，大部分在元代有间谍时代的刻本，其中《四部丛刊》元间谍的刻本多达9部。 而以百衲本六为代表的南宋中期11行21字本《四部丛刊》，在元代也有刻本。 两者风格极为相似，传世观刻本经常被误认为是宋元刻本，尾崎举出了代表性的实例是《通鉴》所包含的芬书。 与宋、元刻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刻本字体略有行走，有耳问题，有不同的刻工名称，避免缺笔使嘲明显减少。 尾崎说很快就会成为定论，在学术界有相当大的影响。 其实，在他之前，民国的藏书家们已经揭示了11行无声注本《通鉴》存在宋、元两个版刻系统的问题。 埋没在藏书目录和题跋中，惋惜不为人知，如上选出。
三片段版本年代考论
确定“涵芬本”后，现在开始把问题回到残片本身。 片段的版本年代完全能和涵芬本划等号吗？ 我想根据本身透露的信息和考古年代进行考察。 片段根据《通鉴》，是关于涵芬本(国图7372号)的卷次相类，据说主要基于字体、栅线及片段复原后的行格等信息。 综上所述，元观宋刻本含芬本在行格、字体上与宋元刻本的代表百衲本第六种基本完全一致，区别在于题记、版心、纸、墨色等更高层次。 文章的第一部分笔者已经尝试过，北区石窟的《晋书》个碎片中，没有一个能看出版心的样子和有没有耳朵。 那么，你能判断碎片刻本是与涵芬楼的元代观刻本同版，还是与百袍本第六种南宋元刻本同版(碎片下限为元代)？
喜尾崎康列举的识别宋元刻本的标志，还有两点可以利用。 一个是刻工氏名。 在第一部分介绍残片时，注意残片3最左一行下方有“登”字，是雕的名字，《通鉴》册(图1b )在同一位置也可以看到雕的“登”。 张元济《四部丛刊》介绍了涵芬书的情况，详细列举了读书时看到的雕工的名字，其中只记载了某姓某名，还列举了“登”。 关于宋元时期雕版出现同名雕版工人的现象，宿白、尾崎康老师有统计，宿白老师指出南宋时期熟练的雕版工人在临安附近和两个浙江省的其他地区流动工作，其名字在宋浙书中互相看到的例子非常多。 涵芬本与残片刻本原本相似度就很高，且刻工相称的情况下，残片刻本应该与涵芬本时代相差不远，很可能是同版刻成的别本。
二是避讳，这也是张元济等人最终判定涵芬本为元观宋刻本的重要依据。 我们知道，宋朝的请示严谨，不仅要避免帝王的真名，也要避免同形音相关的字。 而且，原浙江的本官刻并不避讳，修建本坊刻当然也不避讳。 笔者将1l片残片文字与绍兴书(据《通鉴》 )相关部分进行比对，发现片段3 )图la )第六行“实”字、第九行“听”字，绍兴书均缺笔，不缺残片片断5 (图2a )第8行的“胤”字，绍兴书缺笔，片断书不缺； 片断6 (图4a )第7、9行的两个“朗”字，绍兴的书缺笔，片断的刻本中并不缺。 这些宋皇帝的名字不可避免，应该确实是金元刻本的情况。
综合以上两点，基本可以判断碎片刻本为南宋建本元代观刻本，且与涵芬本同批刻本。 那个刊刻的具体年代，似乎也能稍微推测一下。 如上所述，根据考古学的报告，与《四部丛刊》的片段一起出现的人还有鹈鹕文件。 (标本B137:2 )张铁山将该片段与其他3个片段之比定为《通鉴》，根据回鹘文字的拼写特点，将这些片段的年代限定在13--14世纪。 055-79000片断的刻本是涵芬本的另一本书，而涵芬本是宋建安史部的元代观刻，尾崎康在南宋中期建安十史的《四部丛刊》、《涵芬楼烬余书录》、《中华再造善本》为元天历( 1328--1329 )前后综合这几点，可以把《通鉴》碎片的年代广泛地放在13世纪末到14世纪前中期。
四余论
荣江先生将北区石窟的碎片( B64:1 )比作《大乘无量寿经》时指出，这表明我国编年体的伟大史书也曾流传于河西地区。 如果说唐代敦煌藏经洞发现了《通鉴》、《晋书》等典籍，说明中原文明的传播已经遍及边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北区的《唐书》残片及其年代、版本的比拟意义，使昔日辉煌的国际地位荡然无存，东西方的交通、商旅往来不再是经由重镇，不仅是原帝国流沙覆盖的边陲城市沙洲，也依然是全国的文化、经济中心用书籍、版刻文化进行交流。
北宋末年，南宋和元代的福建建阳地区，一直是全国著名的刻本中心，刻本数量庞大，流通量大，社会影响广泛。 宋叶梦得说：“蜀国、福建多为柔木刻之，取其容易即卖，故不能成事。 福建多次巡游天下，可谓易如反掌。 ”朱熹也感叹道：“建阳版书籍行四方者不远。” 元代建刻的《五代史记》从帝国疆域东南运到西陲的过程，是建阳书坊版刻文化传播的过程。 从侧面说明宋元《通鉴》学的盛况，《资治通鉴》所传播的历史知识，进而对河西僧俗也有相当的影响。 (据报告，B137窟的性质被判断为僧房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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