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0 21:20:01
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在几内亚共和国首都科纳克里的中数友好医院,中国医生成为了当地人民的眼熟。
现在,每一年半,新医生都会从北京组队来几内亚。 他们在这里经历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在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中也继续诊疗。 目前,第29轮援助几内亚医疗队继续执行这项医疗援助任务。

10年来,在8次援助几内亚医疗队的接诊支持下,该年轻医院建成了全几内亚首家重症医学病区,实现了当地民众“重症不出国”的心愿,神经学科等各学科建设也取得了显著进步,成为几内亚示范医院。
几内亚驻地中国国旗
横贯三大洲,飞行54小时,当地时间2022年3月6日22时,第29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抵达非洲,踏上几内亚土地。
位于西非西岸的几内亚共和国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24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着1310万人,经济以农业、矿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粮食不能自给。 疟疾、霍乱、寄生虫等传染病高发。
炎热、贫困和传染病是医疗队接下来要克服的难题。 22名队员中2名来自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北京市疾控中心,20名来自北京天坛医院15个专科,他们将进入中数友好医院,完成18个月的医疗支援任务。
3月14日清晨,医疗队在驻地首次举行升旗仪式,开始了在几内亚的医生生活。 不到三个月,医疗队成就了当地许多“第一次”。
4月21日,医疗队迫不及待地利用捐赠的2个支气管镜、1个插管镜和支气管镜辅助设备组织练习。 4月26日,几名队员在中数友好医院ICU内,为脑型疟疾患者进行床边支气管镜吸痰,当地医务人员参观现场。 这是支气管镜在中数友好医院的首次临床应用。 随后,8名当地医务人员报名参加了医疗队开展的支气管镜操作培训,掌握了基本知识和操作。 医疗队也向中数友好医院捐赠了设备,填补了几内亚支气管镜设备配置的空白。
2022年4月,天坛医院医生在中数友好医院开展床边支气管镜吸痰,当地医务人员在一旁观摩。 回答者供图
在几内亚,慢性肾小球肾炎、高血压肾病等引起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数量巨大,需要长期血液透析的患者非常多。 但当地没有医生能开展自体动静脉内编成形术。 少数经济条件较好的患者将前往突尼斯等邻国接受动静脉内编成形术。 大部分患者往往采取临时性血液透析途径,要承受巨大的肢体痛苦和经济负担。
5月8日,天坛医院医生刘新农执刀完成几内亚本土首个自体动静脉内环成形术。 刘新农安排当地医生做助手,向对方详细介绍了术前血管条件评估最重要、术中瘌口大小及缝合方法等关键步骤和细节。 该手术是几内亚另一家医院——东卡医院肾内科医生来参观的。
2022年3月2日,中国第29届援助几内亚医疗队出征授旗活动暨欢送会在天坛医院举行。 资料图/新京报记者王嘉宁摄
某医院十年成长记
在中国的一些友好医院里,黄种人已经是面孔熟悉了。
几内亚是一个医疗资源极其匮乏的国家。 遇到重病,当地人往往要多国就医。 首都科纳克里只有三家大型医院,包括中数友好医院,中数友好医院是其中最年轻的医院。
2012年4月11日,在中数双方的反复协调和共同努力下,中国政府援建几内亚中数友好医院正式开业。 同年,我国派出医疗队专职队长,兼任中数友好医院副院长,开始参与医院管理。
援助几内亚医疗队以属于北京市的8家大型综合医院为中心,轮流维修建设派遣。 从第二十二批到第二十九批,陆续有八支医疗队进入该医院。 一个接一个的中国医生像燕子叼草筑巢一样,一点一点地拿走了新的。 不同的支援队员记录医院10年的变化。
“刚到中数友好医院的胃镜室,心理落差很大。 一个小房间和胃镜。 胃镜镜头模糊,操作部按钮不灵活。 没有消毒液,没有洗胃机消毒池,只有一个家用小洗脸盆,胃镜装不下冲洗……尽管如此,它也是当地少数提供胃镜检查的医院之一。 ”这是几内亚医疗队队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医生吴素萍第23次应援记录。
于是,吴素萍开始改造胃镜室。 她建议院方改成大房间,开始找大池塘。 得知安贞医院闲置的纤维胃镜正常工作后,她向后方说明了情况,并从安贞医院向中数友好医院捐赠了设备。 随后,胃镜室终于正常启用,经常有周边诊所和其他医院的患者慕名来中数友好医院做胃镜检查。
2014年埃博拉疫情肆虐西非期间,北京友谊医院派出的第24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分两批赶赴几内亚。 医疗队代表中国政府向医院捐赠了呼吸机、血液透析机、手术显微镜、超声引导仪、腹腔镜、数码摄影等先进医疗设备。 队员在中数友好医院开展了神外显微手术、腹部微创外科及超声介入手术的训练和临床应用,开启了几内亚显微手术时代。
一年半后,北京同仁医院派出的第25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在中数友好医院建成几内亚首个重症监护室。
“刚到的时候,那里只有一所房子,其他什么都没有。 ”同仁医生韩鹏这样记录。 医生工作站的桌子是队员们和中数友好医院院长开车几百公里,进入木材厂选材制作的。 为了方便当地护士识别显示器,仪器上的各个按钮由中国医生贴有法语单词标签的医疗队组织数百课时的理论课和操作课,为当地人员进行训练。 3个月,ICU挂牌; 医疗队回国时,ICU已成为明星科,当地人把这里视为危重患者的最佳医疗保障。
尽管受到物质限制,这家医院还在“壮大”。 在第二十八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支援期间,中几家友好医院建立了神经医学中心。 在第二十九批医疗队支援期间,医院二期已经完成。
将先进的医学技术、理念带入几内亚
除了盖房子、添置设备外,中国医生还为当地更新了技术和理念。
支援期间,第二十八批医疗队队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医生何婧瑜接诊一名39岁男子。 入院时患者心律失常,CT提示大脑左半球出血。 当地ICU的医生必须咨询心内科医生。 何婧瑜问,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他说是心脏。 何婧瑜说,不对,是脑出血后脑心综合征的反应。
脑梗死后的并发症除心律失常外,还有急性肠麻痹、肠梗阻等。 许多疾病的归属,各科从不同的角度考虑,但当地医生习惯“头痛、脚痛”,科室之间沟通较少,没有综合考虑的习惯。
几内亚热,ICU不能无菌,开颅手术容易发生颅内感染。 (婧瑜在神经内科、神经外科、ICU多科会诊后觉得尚可等待,对患者进行保守治疗。 此后,发热、肺炎、心律失常、急性尿潴留等症状相继出现,经过一系列治疗,终于在一个多月后康复,可以自行行走出院。
当地的医生对多学科合作产生了兴趣。 何婧瑜希望以此为契机,联合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影像科开展多学科临床沙龙课,让他们从诊治单系统疾病发展到多学科、全身系统的综合评估,让“单兵作战”向“全兵作战”发展。 有一次,一位神经内科医生问她脑梗塞后胃肠障碍的症状,惊讶地表示她还以为是消化科的问题,又问她有没有写过文章,何婧瑜说没有,但看过,就找了一篇论文发给他。 从那以后,每当ICU听说脑梗塞患者有胃肠障碍,这位医生就会试着赶来。
支援期间,何婧瑜在中数友好医院和当地医生一起查房。 回答者供图
在技术方面,中国医生也试图激发他们的兴趣,掌握更先进的治疗手段。
神经外科医学已进入微创、显微外科时代,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概念。 第28次医疗队队员、宣武医院医生王兴文介绍,医疗队在当地进行的第一次手术,是一名24岁的脑外伤男子,中国医生进入手术室时,当地医生习惯性地设计了切口。 王兴文一看,发现切口有13-15厘米,设计太大,于是用微创手术方式将手术切口缩短一半,借机为他们进行了演示。 手术持续3小时,术后4天,患者下地活动,1周后可出院。 常规手术中,如果患者出血量大、损伤大,住院时间会延长。
当时,医院里有住院时中国捐赠的手术显微镜,角落里积灰多年,无法正常使用。 第28次医疗队队员叫来技师修理显微镜,为30多岁的几内亚男性患者进行了第一次颈椎前路间盘切除的显微手术。 搭台的当地医生说,这是他第一次在手术显微镜下看到神经如何生长,但从来没有这么清晰过。 随后,医疗队又为当地购买了400多万元的设备,包括最新的显微镜。
看到这些现场演示的显微外科手术,当地医生主动提出希望中国医生多说话。 随后,医疗队开始举办神经病学专家讲坛,向整个几内亚免费开放。
学习之余,王兴文发现当地医生下课后,主动到实验室练习显微操作、缝合。 有一次,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住院,王兴文进手术室时,发现他们已经开始自己推显微镜做了,他很高兴,术后用法语祝贺主刀医生,“你已经掌握了这个技术。 ”。
面临瘟疫
在几内亚,医疗队不仅要在有限的条件下施展拳脚,还要应对来袭的疫情。
2014年3月24日,第23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员、安贞医院医生曹广收到手机短信。 邮件是法语,是几内亚当地政府向全体市民发出的疫情提醒,其中“埃博拉”一词牵动了他的心。
埃博拉出血热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病毒之一,平均死亡率高达50%,有时高达90%,感染者可出现致命出血热。 1976年,埃博拉出血热在非洲首次被发现,对中国医生来说,这是一种只在教科书和新闻中出现的陌生病毒。
收到邮件前一周,曹广所在科室收治了一名奇怪的男患者。 有吐血、便血,自始至终难以解释,有逐渐加重的出血倾向。 曹广给患者看过,发现左眼白眼部分全部变成血红色。 护士给患者翻身时,他看到患者左臀部的臀大肌注射点渗出了泉水一样的血,弄湿了裤子和床单。
这是科纳克里第一位埃博拉出血热感染者。 随后,接受治疗的9名当地医务人员感染,6人死亡。 两位中国医生曹广、吴素萍因有接触史被隔离21天,所幸平安无事。
世界卫生组织官网上记载,他们经历的这场疫情——是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最大、最复杂的疫情。 这也成为了第23批、第24批支援几内亚医疗队队员的共同记忆。
第24批医疗队除常规工作外,还向实验室检查队、临床与公办卫生专家组、公办卫生培训专家组等各队承担了大量协调和后勤保障工作。 2015年1月,时任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组派出6个12人次的公办卫生专家组,累计为几内亚培训公办卫生人员、社区医疗服务人员等1679人次。
2018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访问北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时表示,刚果发生新的埃博拉疫情后,有34名来自几内亚的医生参与了那里的埃博拉救援。 他们当时接受了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医疗训练,现在非洲其他国家的人可以抵抗埃博拉了。
第二十八、二十九批医疗队队员在几内亚面临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
当地医院无法进行“三区、二通道”院感改造,ICU环境杂乱不通风,当地医务人员也不习惯戴口罩和消毒手部,没有单间隔离意识。 疫情发生后,许多医务人员感染了新冠。
何婧瑜不断提醒他们加强自我保护。 每天让他们戴口罩,带消毒液消毒,给传染病患者看病后,将患者转移到单间治疗,要求医生穿隔离服。 长期以来,当地医务人员开始互相监督戴口罩,查房后主动向何婧瑜伸出手,有时反过来挤消毒液。
瘟疫也给日常诊疗工作带来压力。
在医院工作时,队员必须戴N95口罩,戴双层手套,穿隔离服,天气炎热,很辛苦。 王兴文当时正在参加手术,中途疟疾发作了。 他既要参加急救,也要参加血样检测。 那天他在医院12个小时。 下手术台的时候,全身都像水洗一样,回到房间后累得不想说话。
“医疗队的所有人都瘦了。 我说这是减肥的好机会。 ”王兴文开玩笑说。 在几内亚,王兴文瘦了24斤,何婧瑜瘦了30斤。
离家两万里异国邂逅
“在几内亚的时候,我们在想到底能为当地人做什么。 这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距离国家2万多里,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王兴文说。
往年,中数友好医院的医生都可以来北京的医院进行学习交流。 由于疫情,原计划在宣武医院学习的10多名医生无法前往,医院为此准备了网络课程。 有一天,一个认真的医生突然旷课了。 王兴文询问理由时,对方说自己的电脑坏了,修电脑需要60美元。 他付不起,王兴文给了他60美元,以便能学习。 后来,那位医生对王兴文说,自己特别想去中国,想看看中国神经外科的情况,希望王兴文继续成为他的导师。
多年来与中国医生打交道,但当地医生对中国文化并不了解。 他们知道烤鸭和长城,有些人能用中文进行基本的交流。 在查房的时候,何婧瑜也会教他们中文。 一位医生说儿子本来计划去中国留学,所以告诉了儿子。
何婧瑜也感受到了当地医生对中国医生的尊重和善意。 医疗队刚到几内亚的时候,当地人很友好,习惯性地要拥抱她。 几内亚的医生走过来,说不要拥抱我,必须握手。 当她穿着国旗刺绣的白大褂走在医院里时,当地的医生会主动打招呼。
中国医生之间也有彼此的默契。
几内亚物资匮乏,购物不便,买不到很多东西。 离开时,第27批医疗队队员将能留下的物资全部留下,何婧瑜“继承”了两张电话充值卡、防晒霜、内衣消毒机等; 在第二十九次医疗队交接时,她也继承了传统,为新队员准备了电话充值卡、净水装置、洗漱用品、小吃。 在医生宿舍里,内科学教科书、热带病诊疗及防护手册、临床心电图影像等专著,不知是第几个医疗团队留下的。
传授自己一年半的援助经验也是每次交接的固定环节。
婧瑜刚去几内亚时,第27届医疗队的同行告诉她,几内亚人学东西很快,但需要反复学习。 她会注意在讲课时反复强调知识点。 在与第二十九批医疗队同行交接时,何婧瑜告诉他们当地传染病的情况和部分重点案例,并把当地ICU医生的电话、照片、基本信息发给他们,希望他们减少陌生感。
王兴文从前面的队员那里得知,当地神外科有两名医生,可以做比较简单的手术,受制于硬件设备,复杂的手术难以开展,显微手术很少。 在和下一个队员交接时,他告诉对方,医院的设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拥有了几内亚全境最好的显微镜,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利用现有条件,进一步提高医疗技术。
几内亚医院越来越好,人们不再需要跨国求医,相继成为援助外科医生的共同愿望。
北京新闻记者戴轩
编辑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