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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初春,春寒料峭,怎么暖还冷,德铁河两岸的柳树渐渐由黄变绿。 春节前夕,父亲主动申请回原籍地。 知道这是全家人在春城度过的最后一个团圆年,父母的心情很沉重,只有不明不白的孩子们还在开心地跳舞玩耍,啪啪的鞭炮声更加烦躁。 说起我的老家无论如何都很悲伤。 父亲出生于鹤城的克东县宝泉镇卫四队,母亲是伊春市大青山镇人。 这次回去是保护四队。 父亲原是农民,流亡北安的二哥,在野战医院印刷厂当印刷工。 一九五零年的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工厂重组了隶属关系,向南迁移。 野战医院旗下的印刷厂被划归卫生部所属卫生出版社,与希望搬迁工厂的人们一起搬迁到北京和平里大街。 部分不愿意搬迁工厂的人归属吉林省教育印刷厂,搬到了春城。 父亲觉得去北京离父母太远了,父母受不走远的传统观念的影响,选择了住在离老家很近的春城。 从此扎根春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命运再次受到影响而改变。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回原籍地的申请很快就批准了,春节后就可以出发了,单位派同志护送到大队,向当地政府解释。 春节过后,开始收拾行李、打包、托运,大人们忙得不亦乐乎。 我总是很郁闷,心里在想为什么要留下来。 作为父亲最好的徒弟之一,我们叫他王叔叔。 有时来家里看望父亲,有时帮他工作。 我觉得这位王叔叔很好。 他们家的女儿和我差不多大,有时和王叔叔一起来我们家玩。 我和妈妈商量了一下,回答说可以把我送到王叔叔家吗。 母亲坚决地回答说“不行”。 其实母女依依不舍。 即使在家每天吃大餐,在父母出发的那天,我也不想走。 小手抱着门框不肯离开,最后硬是没能把我带上车。 是孩子吗? 我很好奇。 一上车什么都觉得新鲜。 一看到外面的风景,马上什么都忘了。 保护四队已经到了第二天中午左右,坐上了一天一夜的火车。 在大城市长大的我,没有去过农村,看什么都很新鲜。 大人们收拾房子,安家搬东西,隔壁老屋的亲戚们来帮忙,村里的亲戚们也来看热闹,想看看来自大城市的人们是什么样的人。 小院子不大,里面挤满了人,我和弟弟乘着喧闹的人群走出了院子。 我们沿着街道一边走一边玩。 我在前面蹦蹦跳跳地偶尔唱歌,但也忘了弟弟有没有跟着,不知不觉来到了河里。 春天刚开始,江面上冰没有完全融化,上面积着水,我站在岸上都吓得不敢过河。 这时候才想起身后的弟弟,怎么没跟上? 回头弟弟不在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大声喊了刘大头的名字。 弟弟块头大,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刘大头。 我一边叫着一边沿着原来的路找。 当时弟弟才十一二岁,正值男孩子淘气的时候。 走着走着自己偏离了,沿着河岸自己向宝泉町跑去。 那个时候,来自大城市的孩子的服装、气质、容貌都和农村的孩子大不相同,在这个城市很显眼,谁看都让人看一眼。 自己在街上闲逛到下午,后来守着四队来城里工作的亲戚上午在院子里看到过他。 这不是刘先生家的孩子吗? 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把他叫到身边询问情况,等他办完事情顺便把他带回家,交到父母手里。
我在原路上找了好几次,也不见人影,也没能回家。 到了下午,我只能硬着头皮,大胆地回家,等父母掉头发,生怕爸爸打我。 但是,她回家的时候,看到弟弟站在院子里玩,石头掉了下来。 父母看到她回来很高兴,知道她不是故意的,都回来就好,都回来就好。 没有骂她,也没有打她,也没有勇气把失去弟弟的经过告诉父母。 其实父母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问她。 这事过了这么多年,才像讲故事一样告诉家人。